为什么出生人口下降？
为什么出生人口下降？不愿多生，甚至不愿生，是当下年轻人较为普遍的心态。与传统社会相比，现代社会育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下降，家庭规模越来越小，人口增长放缓，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出现人口负增长。
一、生育妇女规模减少，婚育年龄推迟
一方面，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规模不断下降。“十三五”时期，20-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规模年均减少340万人，2020年同比减少366万人。另一方面，婚育年龄推迟造成当期生育的妇女减少。2006-2016年，我国女性平均初婚、初育年龄分别从23.6岁、24.3岁推迟到26.3岁和26.9岁，20-34岁女性在婚比例从75.0%下降到67.3%。此外，全国结婚登记人数连续7年下降，从2013年的1347万对下降至2020年的813万对，减少40%。其中，初婚登记人数从2386万人下降至1399万人，减少41%。
二、群众生育意愿降低
目前，我国“90后”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.66个，比“80后”低10%。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，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，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。教育、住房、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关键。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，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，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、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。调查显示，因为“经济负担重”的占75.1%，“没人带孩子”的占51.3%，女职工生育后工资待遇下降的有34.3%，其中降幅超过一半的达42.9%。
三、新冠肺炎疫情影响
国际多项调查研究发现，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多个国家和地区生育水平下降。受疫情影响，年轻群体就业、收入状况不确定性明显增加，婚育安排进一步延后或取消。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与2019年同期比较下降幅度较大，可能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一定关系。
三孩生育政策来了
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，我国将出台重大政策举措。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，会议指出，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，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，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、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、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。
1、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、边际效用递减
在经济学看来，孩子可视为家庭自己生产的耐用消费品，具有社会、经济、心理等方面的价值。和其他消费品一样，生养孩子一方面要付出成本，另一方面会获得效用。父母作出家庭规模的经济决策，同样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。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取决于成本与收益之均衡点，此时孩子的边际效用（效用的增量）与边际成本（成本的增量）相等。
生养孩子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。直接成本是父母为孩子付出的.时间、精力、金钱、情感等资源。机会成本指父母因为抚育孩子而造成的消费水平下降，以及失去原本可用来闲暇的时间、获得收入的机会等。生养孩子的效用包括孩子为家庭带来的快乐、幸福和心理满足，孩子成年后的经济贡献及为父母晚年提供生活保障，维持家庭社会地位及延续家族血脉等。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，父母对孩子的培养越来越精细化，付出的成本也越来越高。特别是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，使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显著提升。但孩子数量带来的效用符合“边际效用递减规律”，即多生一个孩子为家庭带来快乐的增量不断减少。
同时，父母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使孩子对家庭经济的边际贡献减弱，“养儿防老”的功能弱化，依靠孩子维持家庭社会地位和传宗接代的传统家族观念也日渐式微。因此，从成本收益角度看，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使父母想要的孩子数量减少，家庭规模缩小。
2、孩子质量对数量产生替代效应
对孩子的需求不仅受成本和效用约束，而且还受家庭收入影响。一个家庭会把收入分配于不同消费品，以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。一般来说，家庭收入的增长会增加对不同商品的需求，作为耐用消费品的孩子也不例外。但是，如果把“孩子的质量”作为一个变量引入家庭效用函数，对孩子的数量偏好就会明显受到影响。经济发展促进家庭收入水平提高，对生育决策的一大影响是父母越来越重视人口质量，孩子的质量对数量产生了替代效应。
贝克尔在1981年首次出版的《家庭论》中指出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忽视了孩子的质量，认为收入增长会提高生育率。但20世纪随着家庭收入的急剧增长，西方国家每个家庭的平均孩子数量却大大减少。究其原因，是父母对孩子质量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对孩子数量的偏好。贝克尔把孩子的数量、孩子的质量和其他各种商品的消费作为影响家庭效用的变量。随着收入增长，家庭会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提高孩子的身体和智力素质，即孩子的质量，以及购买更多商品以提高生活品质，因此降低对孩子数量的需求。
贝克尔以出生率代表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，以受教育人数代表家庭对孩子质量的需求，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现象。例如，从1960年到1972年，美国的出生率下降了38%，而25—34岁完成高中教育的人数上升了33%。从1960年到1975年，中国台湾的总和生育率下降了51%，而25—34岁完成高中教育的人数增长了100%。可见，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使父母更加重视孩子的质量，对孩子的数量需求减弱，进而导致生育率下降，人口增长放缓。
3、未雨绸缪应对生育意愿下降
无论是从成本收益角度对生养孩子成本和效用的边际分析，还是基于效用最大化原理的家庭消费选择分析，结果都表明：经济发展会自发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，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家庭规模缩小。
从现实看，当今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是出生率过低，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。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历史上深受中华文化影响，曾经崇尚多子多福，但在经济腾飞后都出现了生育率大幅下降。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，但效果并不理想。近年来，日本人口持续缩减，“少子老龄化”造成有效需求不足、创新活力下降、养老负担沉重，这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重要原因。理论和现实都证明了生育意愿会随经济发展自发下降，现代经济发展形成的主要人口问题是生育不足。
中国自2016年起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，但新生儿数量仅在当年有所增长，2017年新生儿数量和人口出生率就开始下降，2018年进一步下降。未来中国生育政策势必全面放开，但生育政策不能一放了之，而要考虑到经济发展背景下人们生育意愿的改变，出台配套措施让人们愿意生、养得起。面对“富起来”后新的人口问题，我们要未雨绸缪，做好积极应对的准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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